但应对气候变化和控制疫情相比有一个重要差异，后者的影响是当下的、效果也比较明确，前者涉及的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以后的影响，效果的体现形式和程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储蓄率水平的差异明显：高收入国家的国民储蓄率水平较之世界平均水平低3至4个百分点左右。人口老龄化所推动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加，减税降费及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推动公共部门的储蓄率持续下降。
未来依靠工资增长推动收入分配持续改善的难度加大，仅从收入分配和储蓄的关系看，支撑高储蓄的可能性降低。首先，储蓄率是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因此中国长期以来保持的高增长与高储蓄率有着必然的关联。储蓄与投资的关系还体现在二者之间存在着动态的关联性，即滞后的储蓄率对当前投资的影响。东亚经济体普遍较之其他地区的经济体具有更高的储蓄率，2018年高出世界平均水平10.1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顶层设计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地方政府可以考虑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来提供一站式服务，因为企业在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时，是处于非常弱势的地位，没有能力来协调部门之间的冲突，设立这样一个机构，可以帮助企业解决营商环境中遇到的问题，大大提高办事效率。
如何促进公平竞争，实现竞争中性？ 竞争中性强调的是所有企业在获得资源和机会方面都是公平的，这样市场资源的配置效率才会更高。二是企业产权保护，世行的指标中有一项是保护小股东，但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很大问题是，是否有信心认为企业产权得到了充分保护。从上市公司数量看，深圳在内地、香港及国外上市的公司总数到去年底超过400家，而珠海仅有38家。
根据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生产要素可以分为初级要素和高级要素，珠海、中山、江门、澳门等城市前四十年经济发展滞后，主要是在天然资源、非技术工人、资金、地理位置等初级要素方面不具天然优势。30年前皇甫平为浦东新区发出的呐喊言犹在耳，如今当中国已经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原有的对外开放格局受到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时候，如何依托大湾区的新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产业聚集和扩散优势，把这些年粤澳合作的成果和设想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形成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成果，对于整个国家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战略和一国两制的政治实践探索将做出重大贡献，珠江西岸城市有条件扛起当年浦东开发开放、珠江东岸敢为天下先的大旗。如今，不仅要靠政策，更要靠人、靠与创新创造相关的各种高级生产要素、靠优势产业聚集和产业扩散、靠乘数效应——从这个角度看，珠江西岸经济区，比海南已经有太多令人羡慕的优势。区内中山港澳码头为国家一类口岸，航线可直达香港、澳门和深圳，新区重点发展总部经济、金融商务、科技服务、会展创意、工业设计等现代服务业。
水上通道方面，深圳机场码头—中山港、深圳机场码头—珠海九洲港等航线渐次开通。如果把新时期粤澳深度合作区对外开放的设想和探索，扩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把珠江西岸城市的新地理区位优势、新要素动态比较优势和多年来与澳门探索粤澳深度合作的成果和设想相结合，那必将有利于珠江西岸更好地承接来自于东岸增长极、北岸增长极的产业辐射和要素溢出，而且一旦这些产业辐射和要素转移在珠江西岸形成产业协同的外部性或乘数效应，必将产生新的技术成果、新的产业集群和市场聚集效应，进而对整个大湾区的区域平衡和产业协调发展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不但将促成珠江西岸经济区的经济大发展，还可以探索成为双循环下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新高地。
如果放在长三角的江苏省，珠海也只能在13个地级市中排第11名，屈居苏北的淮安市之后。斗门、金湾等区与老城区（香洲区）被西江隔断，来往非常不便，更不用提彼时横琴还是一片荒岛，不具备建造厂房和住宅的条件。如何在上述区域趋同的过程中，利用好珠江西岸的区位优势，不仅是大湾区内企业面临的重大机遇，也是摆在全国投资者面前的重大投资机遇。在不久前召开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会议上，韩正同志再次强调了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对于丰富一国两制、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专门提到做好加快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这篇大文章。
对于一个每年出口100亿双鞋子、300亿件衣服的国家，双循环新格局绝不是改变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或出口转内销，而是更迫切地需要探索新形势下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不仅如此，即使在珠海辖区内，先天的地理阻隔也加剧了交通不便。位于中山市东部临海区域的翠亨新区，包括南朗镇、横门岛及周边海域，总规划面积230平方公里，东与深圳隔海相望，向北与广州、佛山相连，南部与珠海相通，是珠江西岸连接深中通道的桥头堡，区位和交通优势十分明显。除了主观原因之外，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产业基础、开放方向等原因也很重要。
从居住成本看，珠海的商品房价格一般在2-5万元/平米，江门仅为11800多元/平米，中山南朗镇为14000元/平米，而对岸的深圳南山区房价动辄10万甚至20万/平米。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改革探索中，不论是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高水平开放规则体系，高效便捷的要素跨境流动制度，与澳门相接对标的营商环境体系，重大规划、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自主决策权，项目、产业、人才引进的合作机制，还是借鉴澳门税制简单、税率低的优势，克服关税壁垒和税率差异等障碍，提升市场互联互通水平等等，如果最终仅止步于30多平方公里的横琴岛内，这些探索恐怕难达到做大文章的要求。
随着1999年京珠高速公路广州至珠海段建成通车，2012年广珠铁路、广珠城际轨道全线投入运营，无论是航空、陆路、铁路，从内地城市直达珠海、中山都已经非常方便。如果把珠江西岸比作1990年代的浦东新区，那么真正可以比作陆家嘴的，其实是位于珠海和中山之间、深珠城际铁路的起点——唐家湾。
在改革开放初期，也许简单靠政策就可以带来一个区域的快速发展。与珠江东岸的联系方面，除了虎门大桥连接两岸，2018年港珠澳大桥开通，原计划2024年建成的深中大桥有望提前建成通车，深圳至珠海城际铁路（深珠通道）也已经开始论证规划。2021年3月，广东发布了《关于支持珠海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的意见》。历经数次填海造地后，澳门陆地面积现为33平方公里，是香港的1/34，仅为珠海（1736平方公里）的一个零头。珠海的民营企业占比太低，经济活力不足。横琴最多的人群是去长隆的游客和工地工人， 除了财政政策和大楼到位，其他什么都没到位，七大支柱产业也没起来，在已经形成香港、上海、北京、深圳等金融中心的前提下，想在横琴这样的离岛建成金融中心不现实。
在珠海特区起步之初的1980年代前半期，澳门的人口不足30万，以后缓慢增长，到去年底增至68.31万——这个数字可能还略低于北京市两个比较大的居住社区天通苑和回龙观的居民人数。然而，当走过了特定发展阶段后，上述初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而生活环境、人文环境、创新创业环境、融资便利度、信息与交通便利、研究机构、高等人才等高级要素的重要性日益提高，这就让珠江西岸经济区迎来了新的历史性发展机遇。
我们将粤港澳大湾区所包含的9+2城市群简单划分为三个圈：珠江东岸城市包括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珠江西岸城市包括澳门、珠海、中山、江门，珠江北岸包括广州、佛山、肇庆。如果进一步比较珠江东西两岸城市就会发现，珠海发展的迟缓实际上是珠江西岸整体滞后的缩影。
产业方面，作为珠海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主体部分，唐家湾很早就被确定为科技创新海岸，是国家和广东省重点支持的软件及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基地，坐落着国家级软件园、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国家集成电路设计基地、金山软件园、南方软件园等产业园区，已经吸引了金山办公、魅族、YY等企业，具备良好的软产业集群发展基础。如今，以珠海为代表的珠江西岸城市，集各种区位优势、要素禀赋于一身，又值新时期各种新业态风云际会，正在获得像当初上海浦东那样的巨大发展良机——虽然从增速上未必能上演浦东开发从几十亿元到1.3万亿元的GDP增长百倍的故事，但是其未来几年的经济总量增长必不会小于浦东，如果再考虑到新时期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作用和对探索一国两制实践的政治意义，新区位优势、新增长极和新要素动态比较优势带来珠江西岸经济区的综合影响可比当初的浦东开发。
澳门一年的出口货值，只相当于香港一天多的出口量。所以横琴深度合作区的关键价值在于为珠江西岸经济区提供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实验探索，而考虑到其在产业聚集方面和对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辐射能力等方面局限，其实并不具备担当珠江西岸经济区龙头的条件。40年过去，深圳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2020年GDP达2.76万亿元，仅次于上海市和北京市。深圳面积1997平方公里，珠海1736平方公里，两市不仅面积相差不多，1980年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也大体相当。
图1 大湾区产业传播路线图 二、三十年河西，新区位优势悄然形成 如果说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珠海、中山等珠江西岸城市寄希望于澳门是别无选择的选择，那么四十年后的今天，珠江西岸的交通条件、区位优势、人文环境和产业基础已经今非昔比。凡此种种，致使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在过去四十年里不仅处于大湾区的交通末梢，而且在产业承接上也处于大湾区的传播末端，成为大湾区的失乐园。
因此，说唐家湾是天下难得的宜居、宜游、宜学、宜业之地，并非虚言。） 进入 滕泰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大湾区 珠海 。
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然而，这些经济总量上的客观情况并不能淡化珠澳合作的意义，如果不把珠海与澳门的合作限于更小的横琴岛上，而是把合作设想放大到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把横琴这盘棋下成整个珠江西岸经济区的腾飞的一盘大棋局，就能为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山铺路，为一国两制和全面融合、互相促进、创新发展创造便利条件。
在这种背景下，大湾区珠江西岸的几个城市，是继续邯郸学步、各自为战？还是尽快建立珠江西岸经济区统一规划、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高瞻远瞩的协调发展机制？ 虽然过去四十年珠海等珠江西岸城市曾经落后于深圳、厦门等特区，甚至落后于大部分一线、二线，甚至三线城市的发展，但是毕竟昨日已去，如今面对这些难得的新区位优势、新要素比较优势、产业聚集和扩散优势、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制度和政策优势，未来在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上，珠江西岸城市的决策者们能不能像90年代的浦东新区、对岸的深圳那样，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呢？ （作者滕泰为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张海冰、朱长征为研究院研究员。从人口密度看，中山的人口密度为1895人/平方公里,珠海为1165人/平方公里，江门仅为487人/平方公里，而深圳的人口密度为6484人/平方公里。事实上，过去几年珠海人看好横琴岛的房地产，其实寄希望于澳门方面来抬轿子。中山市近年在翠亨新区、岐江新城开发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欢乐海岸、富元国际金融中心、科技金融新城、湾西智谷、科技新城中轴线等都在布局和建设过程中。
作为改革开放最早的经济特区，深圳和珠海犹如分跨珠江口东西的两颗明珠。在这样的互相抬轿子过程中，横琴的房价已经有了较大幅度上涨，然而，目前横琴实际运营的企业数远远小于注册企业，更鲜有世界级企业的亚太区或中国总部落户于此，以珠海长隆为代表的休闲旅游至今仍然是横琴少有的人气产业。
从珠江西岸城市产业规划上看，很多城市貌似还没有真正找到面向未来的产业方向，比如珠海市政府的产业规划提出，要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高端打印设备为重点的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这与江门市在十四五期间要打造新材料产业、文旅业、大健康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等六个千亿产业集群的提法看上去差不多，与中国其他几百个城市的产业规划也没有太大区别。当然，唐家湾的大排档等美食也非常有名，就像珠海人常说的吃在唐家湾。
从承接珠江东岸、珠江北岸新增长极的区位优势和人口优势看，中山市的优势最明显。由此可见，惟有唐家湾，才是地理区位上向东、向北、向南发展的中心，其对珠海、中山、江门的辐射作用也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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